中孟交往的历史与传说
    

  中孟交往的历史与传说  

     

  ——谨以此文庆贺中孟建交35周年  

     

  中国驻孟加拉国大使 张宪一  

     

     

  中孟两国都是拥有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国家。在这两块神奇的土地上,生生不息的两个民族曾经有过数千年的交往历史。温故而知新。在两国共同庆贺中孟建交35周年之际,我愿以此文回顾历史,期盼未来,昭示希望。  

     

  一、古老的“南方丝绸之路”  

     

  在历史的长河中,曾有三条丝绸之路把中国和印度次大陆紧密地联系在一起。一条是“北方丝绸之路”,它东起中国的中原,经中国的西北进入印度次大陆并延伸至欧洲,中国的西汉使臣张骞、东晋大和尚法显、唐僧玄奘以及元代到过中国的意大利人马可·波罗等人都曾在这条充满风险与传奇的古道上行进过。在中国大陆和印度次大陆以南的大海上,也曾经留下过我们祖先之间交流的印记。在略晚于“北方丝路”的时候,我们的先民们就开始开辟“海上丝绸之路”了。法显、意大利商人雅各、马可·波罗和摩洛哥旅行家伊本·白图泰都曾尝试过这条海上之路。明朝的郑和更是开创了七下西洋的壮举,并至少两次到过孟加拉。  

  我在这里特别要讲述的是第三条丝绸之路,即“南方丝绸之路”,它曾经与孟加拉有着不解之缘。不少学者认为,这条丝路很可能起始于公元前4世纪的中国先秦时期,距今已有2400余年的历史,比上述两条丝路的历史都要长。最早记载“南方丝绸之路”的是中国西汉史学家司马迁。他在其所著的《史记》中记述了汉使张骞出使大夏国(Bactria)的一段经历。大夏国位于今日阿富汗北部,在今天的阿姆河以南和兴都库什山以北的区域。公元前122年,张骞从大夏返回西汉首都长安(今西安),他随后奏报汉武帝刘彻说:“臣在大夏时,见邛竹杖、蜀布。问曰:‘安得此?’大夏国人曰:‘吾贾人往市之身毒(即印度)。身毒在大夏东南可数千里。其俗土著,大与大夏同,而卑湿暑热云。其人民乘象以战。其国临大水焉。’”张骞继而表示:“以骞度之,大夏去汉万二千里,有蜀物,此其去蜀不远矣。”张骞认为,由北方去大夏,“患匈奴隔其道”,而从“羌中”(今青藏高原一带)去又“险”。因此,通过“蜀身毒道”往之,是为“宜径”。在他的呼吁下,汉王朝决定重开与西南地区的交通线,从而恢复了这条早已存在的“南方丝绸之路”。中外不少学者认为,“南方丝绸之路”是中国和印度次大陆之间最早开辟,而且是古代中国边民经缅甸到次大陆最短的路程,与“北方丝绸之路”构成了古代亚欧大陆的两条重要通道。  

     

  二、孟加拉是“南方丝绸之路”的必经之地  

     

  从史料看,秦汉时期(公元前221年至公元220年),“南方丝绸之路”的起始点是蜀地,即今天的成都平原,而后南下入滇,经今天的昆明、大理、保山、瑞丽,再进入缅甸和印度。到唐宋时期(公元618年至1279年),通过这条古道的贸易和人员往来更加活跃,所走的路线也有拓展。有的进入缅甸后沿伊洛瓦底江上游,越过亲敦江和那加山脉,到达今日印度的阿萨姆邦;有的由云南出境后沿着瑞丽江、伊洛瓦底江南下至曼德勒,经卑谬后折向西北,翻过阿拉干山进入今日印度的曼尼普尔邦。值得注意的是,无论哪条茶马古道,最终都殊途同归,到达布拉马普特拉河沿岸一个王国,名叫“奔那伐弹那国”(Pundravardhana),并由此再进入印度平原。“奔那伐弹那”这个名字在《新唐书·地理志》(编撰于1044-1060年)和唐玄奘所著的《大唐西域记》(成书于646年)均有记载。其地理方位可能在当今孟加拉国的朗普尔(Rangpur)附近或帕布纳(Pabna)一带。  

     

  三、“南方丝绸之路”带来的文明间的互动  

     

   “南方丝绸之路”为中国,特别是川滇地区同印度次大陆之间的文化、科技和商贸交流起到了重要的联通作用。  

  众所周知,养蚕和丝织技术最先起源于川、滇,后经“南方丝绸之路”传入印度次大陆和波斯。据一些古代文献记载,早在2400年前,中国的丝绸已经在印度次大陆的贵族中普遍使用。出自那一时期或之后的梵文经典,如《摩诃婆罗多》等书中都有丝绸和中国的记载。茶和芝麻的原生地为云贵高原,它们很可能是经“南方丝绸之路”西传的。由此看,今日孟加拉纺织业和种茶业的传统与上述古代交流不无渊源。据考证,铁器和冶铁技术也是取道“南方丝路”进入印度次大陆各国并传往中亚以至古罗马的。亚洲的水稻栽培技术可能同时起源于中国的云南和印度的阿萨姆邦。从印度次大陆传入中国的有葫芦、苦瓜、茄子、甘蔗、扁豆等。  

     

  对中国文化产生巨大而深远影响的莫过于源自印度次大陆的佛教,随佛教传入中国的还有天文历法、数学、建筑、绘画、造像和地理知识,为中华文明的发展提供了养分。佛教自公元前2年西汉时期传入中国后,在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碰撞中被逐步融合和同化,融入中国文化、思想和哲学体系。佛教对于中国傣族、白族等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和民族性格的塑造也产生过重要影响。  

  “南方丝绸之路”也是民族迁徙的走廊。今日孟东北、东南部的少数民族中,其祖先有的可能来自川、滇、藏、蒙。在同这些少数民族的接触中,我时常听到有关他们的祖先可能来自东方的传说。  

     

  四、法显、玄奘和义净  

     

  来到孟加拉国之后,我经常听到朋友们提起法显、玄奘、义净和阿底峡等中国和孟加拉的高僧大德的名字。毫无疑问,在中国与印度次大陆文明的早期互动中,佛教是最重要的载体之一。当年,佛教徒们在信仰的激励下成为各文明之间最执著的使者。无论是法显、玄奘、义净还是阿底峡,他们都是饱学之士,因此由他们去承载历史便在情理之中了。由于有了他们留给我们的珍贵著述,我们今天才得以如此近距离地与古人对话。  

  法显是中国东晋时期的僧人。公元399年,他从长安出发,踏上西行求法之路,那时他已然63岁。14年后,当他乘船在今日中国山东登陆回归时,更是76岁高龄之人。14年中,他行程2万余公里,是中国历史上通过两栖陆海交通到达现今印度、巴基斯坦、孟加拉国、尼泊尔、斯里兰卡和印度尼西亚等国的第一人,也是有文字记载的第一个到达印度次大陆巡礼佛迹、求取经律而归的高僧。他曾在孟加拉地区停留了两年,目睹了佛教在孟之繁盛。那时在孟有寺院30座,常住僧人2000余。他本人曾参学于著名的塔牟拉里普塔(Tamralipta)寺。法显回国后致力于译经,填补了当时在中国流传的经书中缺少戒律的空白。他还把自己游历30余国的见闻写成了《佛国记》一书。在法显生活的时代,中外没有任何人有他那样的经历和著述。《佛国记》的地位和价值是独一无二的。  

  许多朋友告诉我,《古兰经》里有这样一句话:“你若想丰富自己的知识,就请到中国去吧!”而在中国也有一句话,就是“西天取经”,意思是你若想学得真经,就请到佛祖的诞生地去吧!“西天”即为圣地。这句话源自中国唐代高僧玄奘到印度学习佛教经典的故事。公元629年,玄奘从长安出发前往天竺。他历经严寒酷暑,跋山涉水,徒步穿越荒无人烟的沙漠,终于到达位于今天印度比哈尔邦南部的佛教中心摩揭陀国,参学于著名的那烂陀寺。这座寺院是当时佛教的中心和最高学府,僧徒之客常有万人之多。当时印度佛教正处于最辉煌的时期,故也有学者把那个时期称为“那烂陀时代”。在那烂陀寺,玄奘师从戒贤(Sila-Bhadra)法师长达五年之久。据专家研究,戒贤来自今天孟加拉国的达卡地区。玄奘在他撰写的《大唐西域记》一书中是这样描述戒贤的:“三摩吒国之王族。婆罗门之种也。少好学,有风操。游诸印度询求明哲。”后来在那烂陀寺遇到护法菩萨,“问以解脱之路。即穷至理亦究微言”。当时戒贤“年甫三十”,“后进之翘楚者也”。随着时间的推移,玄奘的学识日渐精进,名声日大。当时的摩揭陀国国王曾为他举行了一个隆重的大会,由玄奘讲经,天竺18国的国王和3000余高僧到会。  

  在《大唐西域记》中,玄奘记述了数十个位于印度次大陆的王国,其中有三个被专家认为在今日孟加拉国境内,其中包括前面所说的奔那伐弹那国,还有羯朱祗罗国和三摩吒国。读着这本书,你不由得被带到了1300多年前的孟加拉。那时的孟加拉风景优美,物产丰富,“稼穑滋植花果繁茂”,经济发达,农业自足,应是当时印度次大陆较发达的农业区之一。其二,这里环境甚好,“池馆花林往往相间”,伴水而居,故而“居人殷盛”,人丁兴旺。其三,社会和谐,“气序和,风俗顺”。不仅在寺院里,大小二乘两大佛教派系可以和平共处,在社会中也是“异道杂居”,相安无事。其四,孟加拉有崇尚教育的悠久历史和传统。当地人或“风俗好学”,或“好学勤励”,或“敦尚多才,崇贵学艺”,甚或“邪正兼信”,兼收并蓄。那应是一个思想开放、鼓励交流的开明社会。正因为如此,“东印度境硕学名僧多在于此”,是重要的学术思想中心。其五,孟加拉当年确为佛教圣地之一。释迦牟尼在世时曾在此地讲经说法。当地佛教兴盛,香火甚旺,寺院多而宏大,僧侣云集,“硕学名僧”甚众。佛教遗迹很多,包括如来圣迹、阿育王塔、高八尺的素玉佛像以及用砖石垒建的佛教高台及其精美的佛雕。  

  公元645年,玄奘回到阔别17年的长安,他从“西天”带回了“经纶六百五十七部”,而后潜心译经。他不仅为丰富中国文化做出了重大贡献,还为古印度佛教保存了珍贵的典籍。他编写的《大唐西域记》更成为十分难得的历史和地理著作,是研究印度次大陆历史最为重要的依据之一。他的传奇经历经过明代小说家吴承恩的艺术加工,形成了一部在中国家喻户晓的长篇神话小说《西游记》。  

  在中国历史上的佛教求法僧中,义净经常与法显和玄奘齐名。他自幼仰慕法显和玄奘西天求法的壮举,后于公元671年经南海赴天竺游历长达30年,亦曾参学于那烂陀寺并到过当今的孟加拉国。他完成了两本游记,翻译了大量的经藏,还编写了一本《梵语千字文》,以便僧人到印度次大陆求学。  

     

  五、阿底峡——中孟文化交流的象征  

     

  阿底峡是佛教史上一位伟大的圣僧,被奉为佛的化身。1038年,应西藏地区阿里王的聘请,他前往西藏传播佛教。佛教是在公元6世纪传入西藏的。公元7世纪,唐朝文成公主进藏与藏王松赞干布联姻时,带去了佛经、佛像等物。当时西藏僧人和印度次大陆,包括现今孟加拉地区的僧人学者交流日渐密切。从那时到阿底峡时期,孟高僧和学者对西藏佛教的形成和寺庙的规律曾产生过重大影响。阿底峡担任著名的佛教大学维克拉木西拉(Vikramsila)寺的校长时,曾接待过众多来自西藏的喇嘛,甚至为他们专门修建了住房。可以想象,阿底峡自那时即与西藏佛教界结下了佛缘。他在西藏佛教界的声望也一定是在那时树立起来的。  

  阿底峡赴藏时已经56岁了。他在徒弟们的陪同下途经当今的尼泊尔,翻越喜马拉雅山进入西藏。那里海拔甚高,极为艰险,可见阿底峡的毅力。他原计划在西藏仅作短暂的逗留,然而一去便是17个年头,并于1054年在西藏圆寂。他协助对西藏佛教进行了改革,排除了异端邪说,成为西藏佛教后弘期的先导者,并对后来格鲁派黄教的形成产生过影响。据说,在藏期间,他曾撰写过200余本关于佛教的书,还在那里传播医学,修建水库,从事翻译。西藏聂塘寺是他最后的安歇之处,圆寂后,他的骨灰在那里供奉。寺里仍保留着一块他打坐时使用过的石板。  

  1963年,东巴基斯坦佛教代表团访华时向周总理提出,希望迎请阿底峡部分骨灰回故乡供奉,得到周总理欣然应允。19786月,阿底峡骨灰回迁达卡,安放在达玛拉吉卡(Dharmarajika)寺。这无疑是一件体现中孟友谊的大事因缘。  

     

  六、13世纪航海技术的发展进一步拉近中孟间的距离  

     

  到了中国的元代(12061368),人类的航海技术已达到新的高度。当时,中国航海技术最为先进,可建造世界上最大的船只,熟练使用精密的航海图和指南针,其远航贸易进入历史的繁盛期。当时,孟加拉地区正逐渐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帝国,经济繁荣,造船和航海业亦相当发达,索纳冈、巴格哈特和吉大港都是重要的造船中心和港口。海上交通的发展进一步拉进了中孟两个民族间的距离。双方使节密集互访,孟方给中国带去了孟加拉虎、大象和杪罗木船等礼物。孟加拉这个名字在中国当时出版的书籍中多有出现。对孟加拉描述最精妙的当属大游历家汪大渊,他曾在1330年和1337年两度随中国商船到过南洋和印度洋。  

  汪大渊在他的《岛夷志略》一书中是这样描述“朋加剌”的:“五岭崔嵬,树木拔萃,民环而居之。”这似乎是在吉大港北部的兰格马蒂等山区看到的景象。他对孟农业大加赞扬:“岁以耕植为业,故野无旷土,田畴极美。一岁凡三收收,百物皆廉……气候常热。”关于民风,他说:“风俗最为淳厚。男女以细布缠头,穿长衫。”他还告诉我们孟那时就使用塔卡作为货币的名称:“官税以十分中取其二焉。其国铸银钱名唐加……”他对当时孟加拉的总体印象是“民安物泰”、“国富俗厚”。  

     

  七、郑和曾至少两次到过孟加拉  

     

  14世纪至17世纪正值中国的明王朝,中孟交往再现高潮。在当时的中国,有众多文献记载了这段长达近300年的友好交流史。这也是中孟古代交往史上最后一个高峰。当时的交往深度已经不仅限于礼尚往来。永乐皇帝朱棣甚至还应邀派使臣协助孟加拉调解与邻邦的关系。  

  公元1404年,朱棣即位后第二年,孟国王霭牙思丁(Sultan Giyasuddin Azam Shah)即派使节访问中国。自1409年后更是每年有使节造访大明朝廷,有的代表团的规模甚至达到两百多人。朱棣亦派使节回访。1412年霭牙思丁逝世,朱棣派侯显为特使到孟吊唁。  

  话说1414年,发生了一件轰动中国朝野的事情。蔼牙思丁的儿子赛勿丁继位后,派遣使臣把济专程到中国致谢,并送给永乐皇帝一只罕见之物——“麒麟”。所谓“麒麟”,实际上是出自东非的长颈鹿。据记载,这是长颈鹿首次被传入中国。“麒麟”是中国古代传说中的瑞兽,而长颈鹿的相貌又恰与“麒麟”有几分相似,比如它尾巴像牛,蹄子如马,头上有角,周身好似披了鳞甲,毛呈五色。传说只有圣人出现,天下太平之时,“麒麟”方会现身,意寓 “麒麟”是盛世的象征。“麒麟”降临明王朝,令朝野兴奋不已,群臣都忙着上表皇帝表示祝贺,他们为此写的赞美诗就有16册之多,大臣沈度更是画了一幅《榜葛剌国贡麒麟图》。尽管这幅画的原作已遗失,但清代临摹图现仍存于中国国家博物馆,成为中孟友好往来的重要历史见证。  

  郑和下西洋是世界航海史上的壮举,也是中外交往史上的盛事。他在1405年至1433年的28年中,率领当时世界上最庞大的船队(每次出航5060艘船,随行者2700028000人)七下西洋,与印度洋沿岸的30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展经贸和文化交流,表达“锐意通四夷”和“共享太平之福”的和平意愿。其间,他至少曾于1421年和1431年两次到达孟加拉。此外,前面所提及的侯显也曾三次作为使臣到过孟加拉,其间在1420年应孟王的请求,他受命带着永乐皇帝的信件前往孟西边的沼纳朴儿国,调解孟沼两国间的关系。  

  在郑和和侯显访孟其间,他们的随行中有三个极用心的人,即马欢、费信和巩珍。马欢和巩珍分别是郑和的阿拉伯语翻译和侍从,费信则为郑和和侯显做过翻译。这三人以他们各自独特的视角,将下西洋的见闻记录了下来,形成了三本极具价值的著作。  

  说到乘船前往孟加拉,他们写道:“自苏门答剌国开船…好风行二十日,先到浙地港(今吉大港)泊船,用小船入港,五百余里到地名锁纳儿港(今达卡地区)。”由此再行二、三十站,便到了孟王宫。从吉大港到王宫,“有人马千数迎接”。他们对吉大港到达卡的距离计算之准确,令人吃惊。  

  关于王宫和欢迎场面,他们所用的语言之精妙,令人有身临其境之感:“王宫高广,柱皆黄铜色饰,雕琢花兽。左右设长廊,内列明甲马队千余,外列巨汗,明盔甲,执刀剑弓矢,威仪甚壮。丹墀左右,设孔雀翎伞盖百余,又置象队百余于殿前。王饰八宝冠,箕踞殿上高座,横剑于膝。朝使入,令拄银杖者二人来导,五步一呼,至中则止。又拄金杖者二人,导如初。”明朝使者递交明皇帝书信后,孟王“设绒毯于殿,宴朝使。不饮酒,以蔷薇露和香蜜水饮之,赠使者金盔、金系腰、金瓶、金盆,其副使用银,从者皆有赠。”如此隆重盛大的欢迎仪式足见当年中孟关系之密切友好。  

  关于孟风俗,他们写道:“举国皆是回回人,民俗淳善”,“国语皆从榜葛里。”男子有的“白布缠头,穿白布长衫”,有的“下围各色阔手巾”,“妇女穿短衫,围色布线锦”。这分明说的是“潘甲比”、“龙基”和“纱丽”。“凡饮食,男女不同处,夫死妻不再嫁,妻丧夫不再娶。若孤寡无倚,一村之家轮养之,不容别村求食,足见义气所尚也。”  

  关于各行各业的人,他们写道:“其国…物穰民稠”,“田沃丰足,男女勤于耕织”,“富家造船往诸番国经营者颇多,出外佣役者亦多”,“医卜阴阳百工技艺皆有之”。他们还描述了以舞乐为生者,甚至讲到一对夫妻沿街表演训虎术,说男主人“对虎跳跃,拽拳将虎踢打。其虎性发作威,咆哮势若扑人。其人与虎对跌数交毕,又以一臂深入虎口,直至其喉,虎不敢咬。”  

  关于城市街景和商业活动,他们写道:“街道铺店,连楹接栋,聚货甚有。”他们详细描述了各种细布,有的“匀细如粉笺一般”,有的“紧密壮实”,有的“布眼稀匀,皆用此布缠头”有的则“背面皆起绒头,即为兜罗绵也。”有一种白纸“亦是树皮所造,光滑细腻如鹿皮一般。”关于当地的出产,有“细红米、粟、麦、芝麻、各色豆黍、姜、芥、葱、蒜、瓜、茄、蔬菜皆有”,果有“菠萝蜜”、“芭蕉子”、“石榴”、“甘蔗”、“奄摩勒”等,“牛、马、羊、凫、鸭、海鱼之类甚广”,等等…  

  他们还记录了孟的刑禁情况,说:“国法有笞杖徒流等刑。官品衙门印信行移皆有”。  

  从法显、玄奘到马欢、费信和巩珍,通过他们的笔,我们面前展开了一幅蔚为大观的长卷。他们告诉我们,千余年来,两个民族一直保持着友好交往,友谊连绵不绝。他们还告诉我们,千余年来,孟加拉地区应是印度次大陆经济最为发达、文化最为昌明、民风最为纯朴的地方之一,非其他许多地方所能及。  

  17世纪后,中孟间续有来往,但呈减少之势。随着殖民者入孟,几近中断。中孟两国当代关系是从周恩来总理于20世纪五、六十年代访问东巴基斯坦开始的。那时,东巴领导人之一穆吉布·拉赫曼也两次访华,同毛泽东、周恩来、朱德、刘少奇等中国领导人结下了深厚友谊,为双方于1975年建交打下了深厚的基础。  

     

  八、结束语  

     

  中孟两个民族皆拥有悠久而灿烂的文明,又互为邻居,这决定了双方早在2500年前就开始了交流与交融。在两个文明互动的过程中,彼此间共同语言增多,加深了了解与好感,产生了不少共性,形成了和平、和谐的主调。我们学会了相互学习,彼此尊重,兼收并蓄,互通有无。中孟友谊如同雅鲁藏布江和布拉马普特拉河一样源远流长,且已深深扎根于两国人民心中。在我们今天庆祝两国建交35周年之际,回顾中孟交往历史,必能使我们对两国关系的未来充满信心和新的期待。愿中孟两个伟大的民族携手共进,共同构筑新的“丝绸之路”。  

     

  年九月